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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归档] 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形成与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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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3 12:19: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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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文作者主要通过师承关系系统梳理了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形成与发展。文中,作者按研究领域不同,将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分为高能实验物理学家(包括加速器物理学家与宇宙线物理学家)与理论粒子物理学家,通过列表展现出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宏观结构,追溯谱系的国外源头,观察谱系的构形性状,探讨谱系的发展变化。

文章还讨论了该学术谱系在中国不同时期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分析了当前我国粒子物理学家群体的现状,探讨了该学术谱系的曲折发展历程及其与整个学科发展的关系。


撰文 | 丁兆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汪志荣(安徽师范大学)
责编 | 艾维


  



谱系(或系谱)研究,悠久而广泛。美国早于1847就发行了季刊《新英格兰的历史和家谱登记》The New England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Register,并于1903年成立了国家谱系学会。



而学术谱系,尤其是关于自然科学学术谱系的研究则相对较晚且稍显薄弱。1997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启动了数学谱系研究计划。这项研究于2002年为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承继,并于次年开始得到美国数学会的支持。同期,韩国浦项工业大学的张水荣系统地梳理了欧美主要物理学派的师承关系,并出版了专著[1]。但关于学术谱系的理论研究则稍嫌不足。还有人研究了物理学、化学的某些分支学科的师承关系,并以学术谱系之名,将其数据库公诸互联网。但这些数据库的建立往往缺乏严谨的史料文献考证,且对于不同学者与机构的学术继承关系缺乏统一的划分标准,仅凭博士学位获得学校等依据判别学术谱系也尚乏准确、公正。而关于中国科学家的学术谱系,国外学者的研究中鲜有涉足。



中国不乏谱系研究的学者,而关于学术谱系,早前零星的研究多局限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2009年,乌云其其格与袁江洋[2]开始以自然科学学术谱系为基础探讨科学传统的构建。此后中国科协多学科学术谱系研究课题的启动,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得以大范围展开。


与学派、师承关系不同的是,学术谱系是指由学术传承关系关联在一起的、不同代际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学术群体;在深层意义上,学术谱系是学科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单元,是学术传统的载体。[3]


前人关于中国粒子物理学家的研究不在少数,主要表现为一些著名学者的传记,尤为珍贵的则是一些科学家的回忆文章,对于厘清中国粒子物理学发展早期的师承关系至关重要。本文所要讨论的学术谱系,主要建立在师承关系的基础上1


张水荣曾言,在20世纪早期,美国物理学家如果没有在欧洲学习1~2年的经历,就会认为自己所受的教育是不完整的([1],173页)。这反映出美国物理学家的学术谱系对于欧洲的承继。与此相似,中国物理学家的学术谱系发源自欧美,植根于本土。中国粒子物理学(也称“高能物理学”)家学术谱系也不例外。中国粒子物理学2,虽然其学科建制化相对晚近,但其学术谱系却早已暗潮涌动,渐逐形成。


1 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表


按研究领域不同,我们将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分为高能实验物理学家(包括加速器物理学家与宇宙线物理学家;表1)与理论粒子物理学家(表2)两大部分。谱系表3左侧大致标出第一、二代学者的主要工作单位(在高能实验物理学家谱系表中,有的还大致标出了其主要研究方向)。每位学者右方(上、下限以横线为界)第一道竖线后为其弟子。粒子物理研究单位众多,在此,我们仅选取其中较有影响者。谱系表中罗列出的第一代人物,也并非我国第一代粒子物理学家的全部。只是他们谱系脉络相对明确,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具有代表性而已。如褚圣麟也是我国最早立足国内开展宇宙线实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但因我们未发现其明晰的学术谱系,所以未将其列入谱系表。表中各代之间以师承关系(包括导师与研究生、学术带头人与主要受其影响的学者)为主线。第三代人数较多,每分支仅举二三例。


表1  中国高能实验物理学家学术谱系表

(点击查看大图)




表2  理论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表

(点击查看大图)





2 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中的代际关系


以下我们基于表1、表2,分别简要分析中国高能实验物理学家与理论粒子物理学家的学术谱系结构与代际关系。


2.1  中国高能实验物理学家的学术谱系结构与代际关系


在表1中,第一代高能实验物理学家共有14人(表3),年龄跨度达20岁。他们都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前先后赴欧美留学、访学。


表3  第一代中国高能实验物理学家简况

(点击查看大图)




我们将以上诸位列为我国第一代高能实验物理学家的理由很简单,首先,在他们之前,中国本土并无高能实验(包括加速器、宇宙线)物理研究者;其次,他们都于新中国成立前后(6年之内)回国,仅具有(高能物理)谱系的国外源头,而在国内未曾受过该领域的系统教育与训练。有必要说明,这十数人之间年龄差距达20岁,且存在着师生关系,如王淦昌、何泽慧都曾为赵忠尧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但这种师生关系,仅是普通任课教师、助教与学生的关系,非本文所指构成学术谱系的师承关系。且彼时的授课缺少系统的高能物理学内容。对于高能物理而言,他们都是在外国接受的系统教育,而归国之后则成为首批布道者。


表1第一代学者中,尤以赵忠尧、王淦昌、张文裕影响最大。他们不仅做出了更有影响的科学发现,培养了更多更有影响的弟子,而且长期发挥着引领作用。


表1中第二代学者年龄跨度较大。年纪最长的金建中(1919年生)较最年轻的赵政国(1956年生)相差近40岁。这一代高能物理学家可大致分为两部分,他们分别在“文革”前后师从他们的前辈进入亚原子物理研究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爆发之前的十数年,年富力强的第一代高能物理学家培养了我国土生土长的第一批亚原子物理实验研究人才。由于研究单位有限,研究者相对集中,这批迅速成长起来的第二代高能物理学家往往长期追随着他们的老师从事研究工作。按照在早期中国科学院从事人事工作的任知恕的回忆,那时高、中、低职称人员的指导比例为1:2:5,即1个科学家带2个助手,下面再配5个研究实习员。虽未实行导师制,但研究室主要的科学家实际即室内研究实习员的导师。[4]在“文革”之前,除去金建中这样的特例4,其余第二代人物基本上都从研究实习员做起,到成为第一代高能实验物理学家的学术助手为止,鲜有能成为学术带头人者,尽管很多二代人物在“文革”前夕已人到中年。


“文革”中,我国实验高能物理学家学术谱系基本停止了发育。第一代学者难以传道授业,第二代学者的业务也不能得到良性发展而只能蹉跎岁月。


“文革”之后,第一代高能实验物理学家已步入老年,而他们之前培养的第二代人物则正值中年。随着科技、教育形势的好转,他们不仅再次积极地投入科研工作,也先后开始了人才培养工作。仅从师承关系而论,此后产生了像赵政国这样“年轻”的由第一代人物在晚年培养的又一批第二代人物,以及由早期第二代人物培养的像李卫国(生于1946年)这样“年长”的第三代人物。


无论如何,第三代中国高能实验物理学家全都产生于“文革”之后。而自第三代之后,代的划分逐渐模糊。尤其是在学位制度逐步完善之后,基于师承关系的代的划分愈发混乱,以至难以辨别的程度。


2.2  中国理论粒子物理学家的学术谱系结构与代际关系


在表2中,第一代学者共有4位:张宗燧、彭桓武、胡宁与朱洪元。虽然在他们之前,中国已有夏元瑮、周培源、王守竞、吴大猷等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但是这些学者均未涉足理论粒子物理与量子场论研究。自张宗燧等几人先后归国之后,该领域的教学与研究逐步得到开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短短十余年间,理论粒子物理与量子场论即已得到蓬勃发展。肇始之功,非此4位莫属。虽然与他们同时代的马仕俊亦为该领域内的翘楚,但因其长期旅居西方,在国内未能产生重要影响,故未将其列入。


表2中的第二代学者基本上都成长于“文革”前,其中大部分为第一代人物的嫡传弟子。其余学者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如张礼、段一士,于1950年代中后期留学归国,在国内粒子理论研究已渐成气候的时候,分别于清华大学、兰州大学自成体系,展开研究工作;另一类如李华钟、郭硕鸿、李文铸等人,未出国门,在第一代学者的影响、带动下,分别于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展开研究工作。十年浩劫之后,张宗燧已逝,彭桓武离开了粒子理论研究领域,朱洪元致力于高能加速器研制的调研与论证,且在世者俱已过花甲之年,早已过了理论研究的黄金岁月。因而,由第一代学者在“文革”后直接培养的二代人物为数不多。


第三代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成长于“文革”后。在理论研究复苏之后,第二代学者的科研与人才培养工作得到蓬勃发展,开始奋力工作,以“恶补”十年浩劫中失去的青春,直至耄耋之年。在科研成果之外,第二代学者也培养了大批弟子,因而第三代学者的年龄跨度相对较宽。


自第三代以后,各代理论粒子物理学家的界限已日显模糊,代际划分呈现出相对性。


3 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之源


我国第一代粒子物理学家,多为抗战前赴欧美留学,并曾有在国外学术机构工作的经历,之后陆续归国,是形成我国高能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本源。


3.1  追随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大师

图1显示了7位中国第一代粒子物理研究者在欧美留学期间,所追随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正是由于他们曾参与了最前沿的亚原子物理研究,从而奠定了良好的科研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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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第一代高能(粒子)物理学家与其国外导师



美国实验物理学家密立根(R .A. Millikan)以其油滴实验对电子电荷的精确测量而举世闻名。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期间的主要研究集中于他自己命名的“宇宙射线”方面。赵忠尧投入密立根门下后,接受了密立根新提出的研究课题──“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测定。在亚原子物理发展的初期,赵忠尧师从密立根这样的大师,又选择了导师当时主攻的亚原子物理,适时做出了重要发现,并启发了其同门安德森(C. D. Anderson),最终导致正电子的发现。



德国女物理学家迈特纳(L. Meitner)被爱因斯坦称为“我们(德国)的居里夫人”,因发现铀核裂变而闻名于世。她从1920年代末对放射线连续能谱进行了准确测定,从而导致泡利(W. E. Pauli)1930年提出中微子假说。王淦昌到柏林大学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正是用β谱仪测量放射性元素的β能谱。


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E. Rutherford)不仅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而且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张文裕进剑桥大学后,由时任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的卢瑟福亲任其导师,具体领导他工作的则先后有埃利斯(C.D.Ellis)与考克饶夫(J.D.Cockcroft)。张文裕开始从事的研究工作是用α粒子轰击轻元素来研究原子核的结构,可以说是卢瑟福早年惊世成就的延伸。埃利斯的悉心指教对他影响很深,而考克饶夫是第一台质子加速器的发明人,且首次以人工方式实现了原子核分裂。在剑桥期间,张文裕受到了系统的核物理实验研究训练。这对他后来建造α粒子能谱仪与多丝火花室探测器有重要的影响,而μ原子的发现也显然得益于这一阶段的训练。



三位实验物理学家(赵忠尧、王淦昌和张文裕)都于新中国成立之前赴欧美留学或访学,在国内都曾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并得到留学归国的前辈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谢玉铭等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教导与熏陶(表4)


表4  赵忠尧等国内学术传承情况




在他们先后出国留学的20余年间,正值西方核物理研究的基本粒子大发现时期,研究理论、方法与设备日新月异,研究队伍(其中包括他们的导师与其他学术关联者,如表5所示)也渐成规模,从而最终催生出新的物理学分支──高能物理学。在这门学科诞生的前夜,中国的先驱性人物因承袭了欧美的优秀物理学传统而崭露头角。


表5  赵忠尧等国外学术传承情况




四位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彭桓武、胡宁与朱洪元)在留学期间,追随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大师,参与了最前沿的场论与粒子物理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科研基础,并做出了优秀的成果。而比较有趣的是,这几位中国粒子物理理论研究的先驱从事量子场论与粒子理论研究几乎皆为“转行”所致。


张宗燧师从福勒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的是统计物理。之后,他又先后在玻尔(N.Bohr)、泡利、狄拉克(P.A.M.Dirac)等人的影响下从事量子场论研究。


彭桓武师从玻恩(M.Born)攻读博士学位时从事固体理论研究,之后又在薛定谔(E.Schr?dinger)、海特勒(W.H.Heitler)、玻恩等人影响下从事场论与粒子理论研究。



胡宁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师从爱泼斯坦(P.S.Epstein)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的是量子理论,之后又在泡利、约赫(J.M.Jauch)、海特勒、费曼(R.Feynman)的影响下,投入粒子理论与量子电动力学的研究。



朱洪元初赴曼彻斯特大学时学习的是机械,一年后才转入物理系,师从布莱克特(P.M.S.Blackett)进行粒子物理研究。



张宗燧、彭桓武、胡宁与朱洪元在赴欧美留学之前,在国内未曾受过量子场论与基本粒子理论的专业教育。他们的老师要么从事实验研究,要么研究方向与理论粒子物理相去甚远(表6)。可以认为,国内的教育,对他们后来从事理论粒子物理研究未产生多少重要影响。而在他们留学期间,西方的量子场论与粒子理论研究正方兴未艾。他们适时融入了这场理论研究的热潮中,从其他领域转入量子场论与理论粒子物理研究。期间他们师从或接触了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表7),承继了优良的科学传统。


表6  张宗燧等国内学术传承情况




表7  张宗燧等国外学术传承情况




3.2  欧美学术传统的承继


20世纪上半叶的欧美物理学界,洋溢着求真的科学精神、浓厚的学术气氛,自由、开放而交流频繁,远非贫穷、闭塞且战乱频仍的中国可相比拟。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粒子物理学家们的导师皆为成就卓著的近代物理学领头羊、优秀科学传统的缔造者。密立根是加州理工学院学派的创建者;迈特纳为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实验物理女杰;卢瑟福则是卡文迪什学派的灵魂;福勒是卢瑟福之婿;布莱克特则是卢瑟福得意门生;玻恩是量子力学哥廷根学派的核心人物;爱泼斯坦则是慕尼黑学派的重要一员。处于良好的学术氛围中,在物理大师的指导下,几位中国粒子物理学的拓荒者幸运地融入到科学发现者的行列,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做出出色的成就,显然得益于其科学传统的浸染与传承。


在此过程中,广泛、迅捷的学术交流也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淦昌因听了玻特(W. Bothe)的报告而萌生探测贯穿辐射的念头;张文裕由罗森布鲁姆(S. Rosenblum)的火花室设想而付诸实践;张宗燧多受玻耳、泡利、狄拉克的指导与提携而研究量子场论;彭桓武与海特勒合作而共同提出HHP理论;胡宁得费曼的影响而投身量子电动力学研究;朱洪元接触同门拍摄的奇异粒子照片而做出估算。另一方面,赵忠尧的硬γ射线研究直接促成了安德森正电子的发现;王淦昌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建议被阿伦(Allen)采纳而证实;彭桓武则直接指导了莫雷特(C.Morette)对人工产生介子截面的研究。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启发而共同进步的科学传统也在他们的思想中生了根,对他们之后的物理生涯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回到中国后,第一代学者继续开展他们在国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赵忠尧在1930年代继续进行γ射线、人工放射性与中子物理等一系列前沿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这正是他此前研究工作的后继,但这一阶段并无培养相关人才的条件;而后期进行的加速器研制及基于其上的研究工作则受到他抗战后在美国研究工作的影响。王淦昌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建议测量K电子俘获过程中反冲元素的能量而推算中微子的质量,跟迈特纳的研究方向一脉相承。而张文裕后来担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领导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与他早年在世界首屈一指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几年的学习工作经历所奠定的坚实的基础也不无关系。张宗燧回国后,继续从事量子场论的研究。彭桓武在参与核武器研制之前所从事的将量子力学运用于原子核的多体系统的研究,是他在国外关于介子问题研究的继续。胡宁继续作量子场论研究,并将主要研究方向集中于基本粒子理论领域。朱洪元也继续从事粒子物理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


虽然中国第一代粒子物理学家在国外留学、访学期间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承继了优秀的科学传统,但在回国之后,他们的科研、教学之路远不够顺利。中国的现状使他们脱离了科学前沿,虽坚持科研并着力培养科学人才,甚至他们还辗转从国外带回了部分研究器材与设备,但他们传承自大师的优秀科研水平却难以为继。在信息交流闭塞、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他们既不易继续以前的研究工作,也难于开展新的创新性研究。理论研究如此,实验方面更甚。而他们的人才培养工作与科研水平也基本相当,因而他们在将承继自国外的优良研究传统引进中国时已大打折扣。


4 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粒子物理进入起步、加速阶段。在一批归国学者的领导、示范下,我国核与粒子物理领域第一批骨干得以茁壮成长。处于中国粒子谱系源头的一批学者,就此形成了自己的谱系树,并开枝散叶,日渐繁茂。


4.1   群贤毕集的科研组织与人才队伍的组建


因粒子物理脱胎于原子核物理,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自然也依附于核物理学家学术谱系。中国因近代物理起步相对较晚,这种依附性表现的尤为突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等人不仅是我国第一代的粒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原子核物理学的泰斗、宗师。他们回国后科研工作的开展与亚原子物理人才的培养有赖于国家研究机构的建立。


为发展原子核物理,中国科学院建院伊始就决定将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部分合并,组成近代物理研究所。尚在筹建近物所之时,次年担任所长的钱三强便分别向清华大学的彭桓武、浙江大学的王淦昌发出邀请,终使这两位业已成名的学者于1950奶奶调入科学院参与近物所的筹建工作,后于1952年双双被任命为近物所副所长。赵忠尧回国后,亦接受聘任于1950年到近物所工作。此外,这一年先后从国外回来到近物所工作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金星南、邓稼先,实验物理学家肖健等。从国内各方面调到近物所工作的科学工作者还有金建中、肖振喜、忻贤杰、陆祖荫、叶铭汉、黄祖洽等。


为聚集人才,从1950年起,钱三强等近物所领导做了三方面的工作:尽量争取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来所工作或兼职;争取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及留学生归国参加工作;选拔国内优秀大学毕业生来所培训。 此后的几年间(1951~1957年),又有一批学有所成的科学家、留学生从国外归来,参加了近物所的工作。他们当中有朱洪元、胡宁(与北大合聘)、杨澄中、戴传曾、梅镇岳、谢家麟、李整武、郑林生、张文裕等人。此外,近物所还从1951年、1952年毕业的大学生中选拔了一批较为优秀者到所工作。


近物所初期设定的研究工作分为理论物理、实验核物理、宇宙线和放射化学四个部分,前三者都与粒子物理学直接相关。前述从海外归来的一批物理学家处于本领域学术谱系的始端,而从各方面调入及毕业分配到所的年轻人才则成为他们的首批弟子,也就是学术谱系表中的第二代(表8)


表8  近物所(物理所、原子能所)早期培养的与粒子物理研究相关的青年技术骨干




中国在亚原子物理学科的多位领军人物云集于近物所(物理所、原子能所),在人才培养方面自然硕果累累。同一时期,在近物所兼职的胡宁主要在北京大学任教。他自成体系,带出了一大帮弟子。而张宗燧则辗转于北大、北师大与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几个单位开展教学与科研,也带出了一个理论研究团队。


1950年代不仅是我国第一代粒子物理学家开始从无到有,立足国内展开科研、教学,建立起我国粒子物理学科的时代,同时也是我国第二代粒子物理学家成长的时代。张礼于清华大学,段一士于兰州大学,李华钟、郭硕鸿于中山大学,李文铸于浙江大学开展起场与粒子理论教学与研究。更为更要的是,叶铭汉、唐孝威、霍安祥、周光召、戴元本、何祚庥等一批年轻的学者在第一代粒子物理学家的指导下已经茁壮成长。


4.2  中国高能实验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链式与网状结构


早期形成的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不限于单一师徒相授的链式结构,同时还存在着师生关系相对模糊的网状结构,尤其对于高能实验物理学家谱系,这一点表现更甚。亚原子物理实验研究需要相对大型的仪器、设备,因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所限,非一般单位所能开展,而国家研究机构──近物所的成立则为核物理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人才集中,强强联合,年轻研究人员在这里得到了多位前辈的学术指导,从而造成了中国高能实验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线条模糊的特点。这一点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显然不同。在1984年以前,中国的高能加速器建造始终处于纸上谈兵的状态,赵忠尧、王淦昌、张文裕、何泽慧、梅镇岳等物理学家在低能加速器的研制、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探测器的研制、核物理实验及宇宙线研究中多采用合作的方式,所培养的团队也同时受到不止一位前辈物理学家的影响。这一点,跟理论粒子物理学家谱系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中国在1980年代之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培养相对滞后,大多年轻的科研人员仅受过大学本科教育,参加科研工作后,对他们产生影响的自然就是其学术领导。但学术领导人通常不止一位,且时有更换,因而往往难以确定一些第二代的高能物理学家在学术谱系中的确切位置。所以在表1中出现了多对多的网状结构,而非绝对的一对多的链式结构。但这并不排除链式结构的存在,如赵忠尧有所谓的“四大弟子”——叶铭汉、徐建铭、金建中、孙良方,有着严格意义上的师承关系;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做出惊世成就时,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团队,丁大钊、王祝翔便是其得力助手与弟子。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第一、二代高能物理学家的学术谱系,既有链式结构,也有网状结构,另外还有链式与网状交错的结构。


4.3   中国理论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群雄并起


相对而言,理论粒子物理研究对物质条件的依赖性不强,对高能实验结果的响应也缓急有别,因而中国理论粒子物理学术谱系发展不局限于一所,而成群雄并起之势。


张宗燧所带弟子不多,其中入门最早的于敏后来因张宗燧生病而改投胡宁门下。直至1958年以后,戴元本、侯伯宇、朱重远才先后考取张宗燧研究生,从事量子场论研究。此外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还有一帮年轻的研究人员,在张宗燧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


彭桓武兴趣广泛,回国后在多个领域展开了科研与人才培养。1950年代,他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培养出了黄祖洽、周光召两位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研究生。其中周光召从事粒子物理研究。1954年周光召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于1957年被选派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并在那里做出了重要的成就。


胡宁于1950年代在北大培养了多位研究生,后来从事理论粒子物理研究的包括罗蓓玲、郑哲洙、黄念宁、王珮等人。1960年代后,他又培养出了关洪、杨国桢、刘连寿、马中骐、吴丹迪等多位弟子。


朱洪元在近物所(物理所)更是培养了大批后来在中国物理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弟子。自1956年之后,何祚庥、冼鼎昌、阮图南先后加入其研究队伍,甚至张宗燧的弟子戴元本也参与了该队伍的合作研究。1960年代,朱洪元又培养出了以四大研究生(黄涛、张肇西、杜东生、李炳安)为代表的一批粒子物理研究人才。


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爆发,中国理论粒子物理学快速发展。相应地,其学术谱系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除因参与核武器研制而暂停发展的彭桓武谱系外,张宗燧、胡宁、朱洪元等三支主要的理论粒子物理学术谱系在1960年代都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并在“层子模型”[6]创建之时达到高峰(表9)。值得一提的是,如实验高能物理学家学术谱系一样,这三支理论粒子物理学术谱系链条在发展中也因学术交流的影响而形成一定范围内相互交叉的结构。如张宗燧的研究生戴元本受朱洪元的学术影响,而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胡宁工作组的青年教师黄朝商则与戴元本合作,后来又攻读了戴元本的研究生。


表9  参与“层子模型”创建的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成员名单


注:当选为学部委员(院士)者姓名为楷体。



原文发表于《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4, 35(4): 411-432.《科学春秋》获授权刊发,略有修订。


参考文献
[1] Chang Sooyoung.Academic Genealogy Of Physicists [M].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05.

[2] 乌云其其格,袁江洋.谱系与传统:从日本诺贝尔奖获奖谱系看一流科学传统的构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7):57-63.

[3]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规范参考手册[R].北京: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2012.

[4] 熊卫民(访问整理). 我所参与的中国科学院的人事和教育工作——任知恕先生访谈录[J]. 院史资料与研究,2013,(2):45-65.

[5] 宋立志(主编). 名校精英:北京大学[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183-191.

[6] 丁兆君,胡化凯.“层子模型”建立始末[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29(4):62-67.


注释:


1.关于学术谱系中所反映出的学术传统,笔者已有专文(《基于学术谱系的中国粒子物理学术传统浅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37(5):52-58.)讨论。
2. 关于中国粒子物理学史的发展脉络,参见文献13。
3. 受篇幅所限,本谱系表仅罗列至第三代。
4. 金建中在1950年师从赵忠尧之前,已接受过辅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其毕业论文探讨了光速是否为极限速率这一著名问题。研究生毕业后,他先后于北洋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但却未曾涉足与高能物理相关的研究。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之后,在赵忠尧的指导下,他先是研制探测高能粒子的气泡室,后又在质子静电加速器的加速管和真空系统的建立上作出贡献。1958年调赴兰州物理研究室工作后,他很快成为我国真空科学技术的学科带头人,并培养了一批真空科技人才。[5]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将其视为第一代人物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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